我们中学所受的历史教育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一点估计已经没有人会反对了。历史教科书在涉及较为敏感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自然会出现大量的扭曲、含糊其辞。但是，在利益关害没那么强烈的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中，史实一般是准确的，问题则更多集中在史观上，即史料的选择、编排、叙述和解释。人类的过去为我们留下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是所谓“影响了历史”，“改变了世界”的？

中学时的我，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能接触到的都是遵循相同史观创作出的历史作品，即便我对其有所疑惑，也没有能力展开真正的反思。何况，坦白地说，那时确确实实是全盘接受了课本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早慧事迹。

进入大学，依着热爱军事和历史的小男孩脾气，杂七杂八地看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印象比较深的是：对孙中山可能是杀害宋教仁幕后黑手的怀疑；对斯塔夫里阿诺斯那套《全球通史》的崇拜；对中国古代社会是否为封建社会的质疑。此时，已经多少感受到了史观的存在，可仍然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懵懂状态，遇到《全球通史》这类与官方史观有些出入的作品，也只是简单地调和，以“好像有点道理”作结。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着，直到不久前，读毕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才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该书虽说是一本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过程的学术著作，读来却有一种自我解剖的畅快感。官方史学的起源，也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起源，对其进行批判性地省思，极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构成自我的种种观念。强烈推荐给每一位接受过学校历史教育的朋友。

历史阶段论问题，是这本书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也是中学历史教育广受诟病的原因之一。我之前认为，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是人类历史的五个阶段。原始社会的特征是刀耕火种，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出于兴修水利的需要，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特征是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生产力继续发展，出现铁犁牛耕，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出现机器和工厂，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市场和商品经济，生产力发展，不知道出现了啥子，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好笑的是，这种历史观的变种可以在很多策略类游戏中找到。典型的如《文明》系列，玩家通过收集资源，升级科技树，解锁一些关键科技后，就能够从当前时代进入下一个时代。循着远古时代、古典时代、中古时代、文艺复兴、工业时代、现代、核子时代、资讯时代的轨迹，所有的文明都会像上台阶似的达到其最终的形态。《文明》游戏的设计师，显然接受的不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可以看到他采用的历史分期跟我们的也有所不同。但以技术发展为世界历史分期，并将其应用于所有地域的文明，这种观念却是一以贯之的。回想我们所经历的学生时代，白天在校读书上课，晚上回家玩电脑游戏，自以为课外所学是新鲜的、有趣的、“独立思考”的，哪知竟是同义反复式的灌输。

大学时接触到的对历史阶段论的抨击，主要聚焦于封建制的定义上。论者认为封建制指的是封邦建国，中国的封建制其实自周秦之变以后就不复存在了。这种讨论当然有其价值，但很多时候只涉及对已有概念的小修小补。如强调封建是一个舶来词汇，描述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尽管中国自秦以后其政治制度不再是封建形式的，可其生产关系中仍然是封建成分为主，那么中国就还处于封建社会的状态。

假如我们想更进一步，对历史阶段论背后的史观展开批判的话，就必须问出下面这一系列问题：以技术划分历史时期是否合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决定”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吗？历史阶段论能够不分地域地适用于所有文明吗？

中国史学中的技术决定论，其引入要归功于郭沫若，他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1930年甫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反响。对此书所表现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德里克有如下评论：

郭沫若的历史分期综合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序言中确认的社会发展形式和在摩尔根、恩格斯著作中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技术进步的观点。在评价郭沫若处理历史发展问题的方法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当他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形式作为普世的模式热切地接受下来时，他几乎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周期性矛盾推动历史前进的论述。在郭著中，技术创新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唯一推动力，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类经济的发展是以工具的发展为前提的。”几乎可以肯定，郭这一历史发展观来自摩尔根和恩格斯，但是在强调技术的起始性意义上，郭比其两位导师有过之无不及。摩尔根和恩格斯只是指出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没有讨论孰因孰果。摩尔根认为：“顺序相承的各种生存技术（作为确保生计的方法的技术增长）每隔一段长时间就出现一次革新，它们对于人类的生活状况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这些生存技术作为上述分期（指社会的演进）的基础也许最能使我们满意。”不过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还不足以提供必要的资料”。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如想找一些衡量进步的标准来标志上述各期的起点，并求其能绝对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说这不是不可能，也得说是很难办得到的。”

这一段话暴露出来的技术决定论的问题有三个。

一，假如人类历史完全是由技术发展决定的，那么马克思的那句“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引自共产党宣言）又要如何理解呢？我们当然不是把马克思的原话当作教条，但是既然你郭沫若以马克思的方式去研究历史，那就有义务解决自己的结论与马克思分析框架间的种种矛盾。在技术决定论的视角下，阶级斗争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历史作用呢？当新技术出现后，社会的各阶级只需要比划两下，意思意思，走个形式，新时代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临呢？而反观当下，俺也不懂那些“革命性”的新技术，也许是真，也许是假，咱就只管蒙头睡大觉，等着“新时代”降临不就好了？

二，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真的那么泾渭分明，总是由技术创新引发社会变革？难道那些技术永远都是某些天才的大脑灵光一现，发明出来的？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毫无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推动的伟大变革，“断定社会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发展的动力”（德里克语），转了一圈，结果只是把我们的历史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替换成“欧几里得、伽利略、牛顿、瓦特、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鉴于近些年的形势发展，可能有必要将“特斯拉”加入这一名单？！原来我们的历史永远是一本花名册，上面书写着各个英雄的名字和事迹。

三，试图将这种粗糙的技术决定论应用于所有人类文明，不考虑地理、社会等因素，明显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假设有一小岛，上面无煤无铁，岛上的人类文明演化一万年也发明不出蒸汽机，进入不了资本主义时代。当然，这只不过在暗示技术决定论所预言的历史演进有可能陷入停滞，远不足以将其驳倒，但当人们将技术决定论应用到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时候，类似的问题简直多如牛毛。这时，代表另一个极端的难缠对手——地理决定论就登场了，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其中的翘楚，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则是将其应用于当下现实，人类的文化形态、发展道路都为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不同的地理环境就意味着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必然会发生冲突，彻底否定“英特纳雄耐尔”的可能性。

这些困惑，随着近几个月阅读了不少关于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历史的著作，轮廓渐渐清晰起来。那段黑暗的历史，因其黑暗而少有人提及，却满是对蠢笨的历史阶段论的嘲弄。殖民地的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早在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成熟：出现了大宗商品（其中包括黑奴）的全球贸易；甘蔗园的制糖作坊作为工厂的雏形，以一种现代的管理方式运作；经历了金融革命，股份制、保险和信贷都得到发展。可以说，没有殖民地贸易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工业革命压根就不可能发生。那么，我们还能够在蒸汽机和资本主义之间划等号吗？西印度群岛前前后后生活过的几百万奴隶又怎么解释呢？这是奴隶社会吗？它跟欧洲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肯定有人会说，那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成分。但请一定注意，殖民地的奴隶经济在市场革命（打破自给自足本土经济）、金融革命（资本的集中使用）、工业革命（天量资本与广阔市场所驱动的技术革新）、劳动力大军的形成，这几条线索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读得越多，越无法心安理得地认为奴隶制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被永久地淘汰了。

我至今也没能得出什么结论，殖民地历史好似潘多拉的魔盒，盖子一掀，千头万绪随之而起。

德里克接着写道：

必须记住，摩尔根所指的是历史上原始的、前文明的时期，这时技术创新对于社会的影响比此后任何时期都要显著——随着社会的复杂性的增加，其他因素也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恩格斯会视技术为发展的首要推动力。社会的“前文明”阶段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模式中的“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认为，这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或对或错，我们有可能从这一前提推出，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解决生理生存问题的能力使得社会冲突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盖过了生产关系。这一立场也是布哈林等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特征之一。布哈林明确地指出，应该运用不同的标准来解释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

然而，在郭沫若的论述中，技术对于历史的起始性作用不仅限于原始社会，而是延伸到整个历史。郭运用不同的社会结构来区别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但是当面临历史发展问题时他又忽视了这一点，仅仅将重点放在技术问题上，并进而将采自《批导》序言的社会发展形式与技术创新关联起来。他把石器和原始共产主义（或亚细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对应于中国周代之前的时期。金属的发现——以铁为转折点——导致了奴隶社会的出现，大约是在周代商的时期。他对于导致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技术创新说得没有那么清楚，将其笼统地归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关于资本主义，他援引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经典论述：“风车带来的是封建领主，蒸汽机产生的是现代资本主义。”郭由此认为，资本主义源于蒸汽机的使用，中国没能够从封建社会发展出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没有蒸汽机的发现。类似地，郭沫若根据马克思在一次展览会上看到电气机车的随意的评论，认为电气预示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

不难理解，越是早期的历史，文明的发展受地理、技术等因素的影响越大，越是到晚近，越凸显出阶级、种族、文化等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根本问题是，现代以前，就一口吃的，俩人分，我吃了就没有你的；现代以后，两口吃的，我吃一口饱了，剩下那口宁可倒了也不给你吃。为了维持这个权力关系，我当然不会说因为我要压迫你，而是要编出花来，说什么种族的优越性，智商的优越性，文化的优越性，性别的优越性等等鬼扯，另外要多多发展坚船利炮、尖端科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精神病学、神经科学、基因工程。一手软的，一手硬的，谁敢反抗，就整得她哭爹喊娘。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赋予了阶级斗争以特殊的历史地位，蕴含着开创新社会的无限可能性。法国大革命和她的孪生姐妹——海地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开端，一个在欧洲点燃了推翻君主制度的熊熊烈火，另一个则开启了十九世纪奴隶争取自由的恢宏篇章。争取自由和平等的革命之火延烧至今，远未熄灭，然统治者以自由主义为矛，保守主义为盾，应对得宜，倒进入了相持阶段。可火焰这东西，若不能越烧越旺，就只能走向湮灭，最怕别人跟它相持。唉，仅是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再多说就该变成玄学了。

回到《革命与历史》，最重要的教益至少有两点：第一，一个历史学者的政治立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她的学术写作，郭沫若不是客观中立的，亨廷顿也不是客观中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著作具有一定的价值。事实上，正是20世纪20到30年代间，国民党左派、共产党、托派之间的激烈争论，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快速发展，而当我党定鼎中原后，万马齐喑，始于斯大林的僵化历史阶段论成为统治性学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就停滞不前了。立场和见识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微妙，和我立场相同的人可能不学无术、腹中空空，和我立场对立的人中亦不乏见闻广博之辈，尤其是她居于和我相异的立场，更有可能发见我所忽视的事实。“真理越辩越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对这些话当有更深的体悟。

第二，区分方法和结论。马克思主义所引领的史学革命，更多的是在方法论层面，用科恩的术语则是“范式”，而非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分期），更不是研究的结论（如资本主义的成因）。正如今天的实验方法与伽利略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伽利略的很多研究结论也被证明是错误的或是有局限性的，但伽利略所推动的科学革命，虽经不断的演化发展，却依循着相同的科学精神。同样地，马克思在使用他的方法时，既掣肘于这一初创方法的不完善，也被能接触到的史料所极大限制，很有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后来的人，不管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还是意识形态的动机，或是单纯的力有不逮，都会误用其方法，曲解其结论。斯大林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序言中断章取义，捏造出历史阶段论，无非是要为他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服务。假如我们连这一点都无法察觉，还将这些教条奉为金科玉律，就只能一辈子作观念的奴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