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的民主

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公有，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民主决定。可生产资料公有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生产资料国有就等于生产资料公有？若一国为一党所有，一党为领袖所有，岂不是所有生产资料均为领袖所有？这样一种制度固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但与专制皇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有何区别呢？

公有，除了以国家的形式，是否还有别的可能呢？《劳工的全球化》最末一章“希望带来的喜悦——当工人们控制了工厂”，给予我宝贵的启示。工人如何控制了工厂？工人们如何自主决定生产过程？这种工人合作社又会遇到哪些问题？

夺取工厂

在阿根廷西部的内乌肯省，有一座名为“萨农”的陶瓷厂，确切地说，是曾经名为“萨农”，而她现在的名字是“Fasinbat”，意为“没有老板的工厂”。1980年，商人萨农建立了这座现代化的陶瓷工厂。萨农与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及内乌肯省省长都私交甚笃，故萨农陶瓷厂占用的公有土地，购买机器设备等投资，皆由政府及世界银行出钱。萨农不费分文，工厂却归其所有。

陶瓷厂的两百多名工人很快发现自己的工作并不是一份美差：薪水常遭拖欠；巨大的噪音，恶劣的工作环境；订单的高峰期，超长的工时从早上6点延续到晚上10点，上厕所需要向监工申请，没有周末。长时快速地操作瓷片压制机，导致人的手臂失去知觉，是工伤事故的重要诱因，很多工人因此失去了手指或胳膊。工厂平均三天发生一次工伤事故，每年平均有一名工人因工伤死去。

萨农的工人们并非没有工会，只不过那是一个隶属于阿根廷总工会（CGT），贝隆时代的遗留物，其中充斥着官僚和工人贵族。这些官僚与资本家狼狈为奸，不仅不为工人谋取福利，还负责帮助老板监控工人，生病的、有独立思想的、试图组织起来的工人都会被列入每月的“开除名单”里。而真正属于工人自己的，是周末进行的工人足球赛。一条生产线就是一支球队，大家在球场上你追我赶，不同工段的工人渐渐熟络了起来。过去在车间每天只是早上打卡时碰个面的人们，现在一起踢足球，喝啤酒，吃烧烤。大多时候，大家的话题都围绕着体育新闻，但也偶有对工厂的抱怨，对工会组织的讨论，对未来的憧憬。

不堪忍受老板与工会官僚的双重压迫，八个工人悄悄聚到一起，决定夺回工会的控制权。1998年，在工会改选到来之前，他们秘密拟定了一份候选人名单，避开老板的耳目，将其他工人召集到食堂，说明自己的意图，请求工人们投票给自己，并保证不会背叛大家。最终，信任战胜了猜疑，工会又一次回到了工人手中。

2000年7月，22岁的丹尼尔·费拉斯在工作时晕倒，大家赶紧把他送到医务室，才发现工厂配备的急救设施早已失效，氧气瓶里根本没有氧气，且工厂地处偏远，几个小时后救护车才赶到。丹尼尔经抢救无效死亡，诊断的死亡原因为猝死。这一事件引发了萨农陶瓷厂的第一次，持续九天的罢工，工厂方面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为工厂配备合格的医疗器材。

2001年，随着阿根廷经济危机的爆发，萨农陶瓷厂开始大规模地拖欠工人工资，引发工人多次罢工抗议。萨农表面上答应工人付清所有工资，实际却开始着手进行工厂的破产准备，打算以破产的方式遣散所有工人，并吞没他们的工资，等到将来找到更加驯顺，不会罢工的劳动力，再伺机开工。发现萨农的企图后，绝望的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占领了工厂。工人们占领工厂的理据主要有三：一，萨农拖欠了大笔工资；二，陶瓷厂在兴建时，占用的是公地，工厂也主要是政府投资，工厂本就不应由萨农所有；三，防止其他投资者售卖工厂的财产。2002年3月，在持续了数月的占领和对峙后，240名工人决定赶走资本家，自主生产，全面复工。其后，萨农纠集警察组织了三次驱逐行动，工人们依靠当地居民、社区和其他行业工会的支持，顽强抵抗，最终守住了工厂。

工人能管好工厂吗？

萨农并非是第一家由工人自主管理的工厂。

既不满于苏联式的国家控制，又对自由主义市场所带来的不平等忧虑重重，人们很自然地想要寻求其他的道路。当我开始更多地了解历史的时候，南斯拉夫迅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保留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工厂由工人自主经营并管理，南斯拉夫模式看上去似乎同时避免了美苏两种模式各自的缺陷。有了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配置，避免了苏联计划经济所导致的僵化问题。（关于市场的功能，我依稀记得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全盘接受了这种观念，直到近年才认识到其源头要追溯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很难说价格信号论是对是错，对这一观念的重新检验还有待进行。）另一方面，工人自己经营工厂，工厂委员会由全体工人选举产生，工人既是主人，又面临市场中其他工厂的竞争，自然个个奋发图强。工厂的盈利，除了一部分上缴国家，余下皆由工厂委员会进行分配。

南斯拉夫模式听上去是如此的美好，那它又是因为什么缘故，同苏联模式一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走向解体呢？后世的分析提到最多的两点：一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南斯拉夫基本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既同苏联不和，也被西方阵营所排斥；二是南斯拉夫内部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加盟共和国林立，对塞族的有意压制，使得各民族人口一直无法充分融合，虽然在经济向好的背景下维持着表面和睦，一旦危机来临，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诉求很快将南斯拉夫拖入一场残酷的内战。

这些解释主要是针对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崩溃而提出的，但尚待探讨的问题是，南斯拉夫经济危机又是怎样产生的？固然，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套对于经济危机的解释，例如熊彼特的《经济周期》，但因为南斯拉夫实行的是迥异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南斯拉夫的特殊之处。尤其是，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管理工厂的制度，为什么没能如我们想像的那样，激发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和阶级自觉，并最终走向了衰败。

民主制度的一个危险是领导职位迅速被旧有的精英所占据，之后这批精英充分发挥其设置议程、暗箱操作、幕后交易的能力，使得权力虽由民主产生，却被其牢牢把持。工人民主，同样也会受到这类弊病的困扰。在工厂里，一个经理、销售人员与高级技术专家，与一名普通工人，对工厂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普通工人的一次失误，可能只会导致一个次品的产生，而经理的一个失误，如投料的配方不对，却会导致一条生产线上所有的产品作废。非熟练的体力工人仿佛是可以任意替换，可有可无的，而缺了技术专家，整个工厂都会停止运转。在这种条件下的民主选举，最终的结果不是实现了工人间的平等，而是使原有的不平等大幅度加剧。研究者注意到在南斯拉夫实现公有制的早期，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间的工资比为3.5:1，而到了1967年，这一比例已经到达了20:1。同样的问题，南斯拉夫的工人遇到了，萨农的工人也遇到了，但是萨农工人并没有走南斯拉夫的老路。萨农工厂每个车间有一名协调员，另外有一名总协调员，每周有协调员会议，决定具体的生产事务，每月有全厂工人大会，商讨工厂的规划和发展等事情。为避免官僚与工人贵族的出现，萨农工人们决定：一，协调员必须由工人担任，且在担任协调员期间不能脱离生产；二，每个协调员连任不能超过两次；三，为防止白领阶层的出现，所有设计研发及销售部门的人员在两年期满后必须轮换到车间生产岗位上，除非他或她有特殊的才能或需要，经全体工人投票通过后才可以留下。轮岗制，我好像已经能够听到经济学家们的大声抱怨了，毕竟自亚当·斯密时代起，我们就被告知分工是资本主义勃兴的秘密，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可是，萨农工人们表示，经过轮岗，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信心增强了，对很多工序不仅知道了该怎么做，还懂得了为什么要这么做，所谓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每个人都对工厂的运作有了整体的认识，大家在工人大会上提了不少新的想法和建议，而且都具有很强可行性和合理性。萨农工人的实践证明，轮岗制并没有否定对劳动的分工，而是否定了对人的分类，而这与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并不冲突。轮岗制反对的并不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但这种知识不应是为某一个人所拥有的，而是应该为所有人所有，为所有人服务的。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拆掉术语、学历、师承、传统所塑就的高墙，保留真正的知识和技能，让每个人都保有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自由。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上从事批判工作”。

南斯拉夫模式的另一个挑战是，工厂虽然由工人自主经营，但由于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使得工人们的生活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而且随着南斯拉夫国内市场开放，西方廉价商品涌入，和农业现代化导致大批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待业工人，又令状况雪上加霜。南斯拉夫的经济以轻工业品出口为主，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一旦外界经济环境不好，很快就转化为国内的经济危机，而工人们长期积累的不满，又使得经济危机演变为政治危机。南斯拉夫的倒掉不禁又让人想起一国社会主义是否可行的经典问题。中国式封闭的直接后果是科技和文化的停滞倒退，南斯拉夫的故事则意味着开放亦会受到来自外部市场的冲击。开放与否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如果是可以实现的话，必然会存在区域的先后问题，总不能是大伙约好了，统一于协调世界时几分几秒实现社会主义吧。那不管是一国、一城、一厂还是一家，都可以看成是社会的局部，都可以考虑如何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过一种社会主义式的生活。

萨农工厂经验表明，其所受到的市场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其产品在商品市场上面对的竞争；二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由于萨农工厂在占领前是阿根廷技术最先进的陶瓷生产基地，这一特殊条件使来自商品市场的竞争压力目前还不是很大。不用考虑再投资的问题，工人对盈利的分配方式是所有人实行一样的工资标准，有条件的时候雇佣尽可能多的工人，新雇佣的工人一般都是附近社区的居民。乍看起来，这似乎印证了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做的观察，即这些工人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精神，不喜欢更高的收入，却喜欢更多的闲暇。可能这些工人的确很缺乏资本主义精神，但他们选择雇佣社区困难居民，为社区的诊所、医院免费提供瓷砖，绝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闲暇，而是因为工人们清醒地知道，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座社会主义孤岛，工厂必须要有自己的政治基础，必须要与社区建立紧密的联系，才能够生存下去。萨农工厂里顶多只有四百左右的工人，不管怎样团结，其力量都是很微弱的。2001年起，在工人持续数月的占领运动中，是社区接济了失去经济来源的工人，为他们提供食物。警察对工人发起了一次次驱逐行动，是社区和当地其他行业工会，动员了近万人，将工厂团团围住，才使警察被迫罢手。

另一方面，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对工厂就有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工厂目前最头疼的就是平均分配的原则使得他们的工资相比其他公司，对高技能、经验丰富的工人而言，完全没有吸引力。加之轮岗制对这类人也是一个打击，毕竟当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进行开发设计工作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再下车间从事体力劳动。这似乎与左派的困境不谋而合，当经济高速发展，遍地都是发财机会的时候，没有人会在乎集体和公共利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借金钱与技术来解决。而当社会崩溃、彻底失序的时候，集体因为不再有能力提供保护，也会被瓦解，弱肉强食的逻辑自会大行其道。对应萨农来分析，当经济腾飞的时候，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会使其瓦解，当经济崩溃的时候，来自商品市场的压力同样会促其瓦解。

萨农的模式当然称不上完美，至今只运行了不到二十年，但重要的是其展现出的演变发展的活力，譬如轮岗制在初期就是没有的。很多方式各有利弊，也很难说工人经营工厂一定比资本家效率高。然而，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工人管厂使工伤数量大幅度降低。过去萨农三天一次工伤事故，一年一次致命事故，如今一个月平均只有三次工伤事故，没有重伤或致命事故。有经济学家大概会跟我们解释说什么外部性云云，社会成本云云。我只想说，单凭这一点，工人管厂就比资本家强一万倍，毕竟无论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想失去我的胳膊或手指啊！

余下的问题

萨农工人们能够占领工厂，多少要归因于历史的机缘，可遇不可求。2001底，在工人占领后不久，阿根廷就爆发了人民起义，推翻了梅内姆政权。但初期工会的组织，后期工厂的经营，并不依赖于历史的机遇。虽然血汗工厂千千万，少有如萨农工人一般组织起了自己的工会；虽然萨农工厂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后期经营依赖的是仍然是工人的智慧与汗水。努力与机遇的问题是老生常谈，这里不再多说。

工人民主解决了管理权的归属，但所有权仍然是棘手的难题。如果是工人间的股份所有的话，老工人又不能与新工人分享股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股份的非工人和无股份的工人，离场的工人其拥有的股权要怎么处理？而国家所有制，即便是民主国家，当国家试图干涉工厂的运作，甚至关闭工厂的时候，即当所有权与管理权发生冲突时，要怎样解决？至少萨农工厂还没有遇到过这类危机，因为警察的几次驱逐行为都为萨农在背后鼓动，与民意无关。另一方面萨农工人也一直在争取国家征得工厂的所有权，虽然在省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但因为萨农工厂剩余债务尚存争议，所以陷入僵局，目前工厂的所有权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未来世界里，如彼得·弗拉塞在《四种未来》中描述的那样，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不是所有的生产过程都不需要人力劳动呢？那是否还需要工人民主呢？积累的这些劳动场所的斗争经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整个事件的核心并不是公有制经济，或是什么苏联模式与南联盟模式之争。真正的意义在于，如何实现民主的控制？过去我们争夺的是生产资料，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劳动的碎片化，平台经济的兴起，工作越发的不稳定，也往往不存在固定的工作场所。假如是轻资产的服务业，劳动者可能还要自备劳动工具。这时候我们争夺的对象就不再是生产资料，而变成了平台、信息、数据、技术和知识。对这些事物，同生产资料一样，我们不禁问出同样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少数人，为少数人赚取利润，还是属于所有人，为所有人谋幸福呢？当我们否定了私有产权及知识产权这类概念之后，又如何使数据、算法、知识这类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为所有人服务呢？换句话说，想像民有容易，但民如何治，民又如何享，身处不同的时代，我们永远需要新的思考。

另：我感到应该补充更多的材料的，比如古巴、委内瑞拉等等。五千字已经是我目前驾驭能力的极限了，再多写就要颠三倒四啦。

参考资料

萨农工厂：

南斯拉夫：

四种未来：

写于 2017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