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强烈推荐“信任的进化”这件作品，借助博弈论的视角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风格简洁明快，主题发人深省，是文质俱佳的好游戏。

玩过游戏，联想到很多事情。博弈论这门学科，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虽然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洞见，但同样也有把世界过度简化之嫌。假如你玩过游戏，就会意识到，最厉害的博弈策略是能够根据对手的类型决定自己的策略，遇上硬茬儿就循规蹈矩，碰上软弱可欺的就狠狠坑他一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靠的是阅人无数。我们对老江湖、老油条的崇拜，监狱里的犯人最聪明一类的都市传说，其根源皆在于此。

老江湖固然有其价值，但这种行事方式仅在竞争环境下有用。与游戏不同，现实生活中，金币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人际关系除了竞争，也还有互相合作的一面。最妙的是，很多事情，我们不合作的话就根本办不成。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社会政策了，一项社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牵涉到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可能取得成功。譬如我们在讨论“是否应该有一个支付方式单一的社保系统？”这类问题时，实际上在问两件事。第一，什么事是应该做的？什么样的目标是值得追求的？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是快乐的生活，还是积累财富以荣耀上帝？应该尽量减少政府干预，让人们充分地竞争，或是维护平等，对弱者施以保护？第二，若我们决定了我们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对弱者施以保护，那么建立一个支付方式单一的社保系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吗？这项政策有何种成本、收益、风险和副作用？不难看出，前一个问题偏向价值判断，后一个问题则以事实判断为主。就社会政策进行争论时，我们的目标是要说服别人，或被别人说服，而不是想办法坑别人。我听过一种说法，认为人们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所以这一类的讨论都是虚伪无意义的空谈。就大多数人而言，屁股决定脑袋，自然是成立的。然而我们从来不会声称“应该施行这项政策，因为它对我有利”，公共讨论的妙处正在于此。你的主张固然对自己有利，可为了说服别人，得千方百计地找出对别人有利的地方。

说服别人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早在千年前就有韩非的说难一文。人们在价值和事实两方面都会存在分歧。事实判断上的分歧，完全可以依靠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虽然不是在所有的场景下都可以做随机对照实验，但借助调研、走访，与种种统计学的方法，是比较容易检验事实真伪的，如减税有助增加投资，最低工资使失业加剧等，都是这一类的事实判断。

另一方面，想在价值立场上说服别人就困难得多。脑袋虽然是由屁股决定的，但是您真的了解自己的屁股吗？您打落生以来从未得着机会好好端详一下自己的屁股，看来您的脑袋和屁股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误解呢。请听我一言，毕竟我在澡堂里对您的屁股有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说实在话，您的屁股就是我的屁股，或者说，您的屁股和我的屁股利益是一致的……

这样的辩论是否能有成果，首先取决于双方能否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价值立场。如著名的社会政策研究者理查德·蒂特马斯所说：

为了警惕“社会政策”一词的价值含义，我应该指出：它没有效忠任何政党或意识形态的含义。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和偏见；有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以及作为教师与学生的权利和责任。最低限度，我们有责任清楚说明自己的价值；当我们讨论像社会政策一类科目的时候，我们更有这么做的特别义务；相当清楚，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正如英国国民保健服务的缔造者奈·贝文常爱说的话：“这就是我说的真理，现在就把你的告诉我吧！”

我着实喜欢贝文的这句名言。无独有偶，在另一本书里我也发现了相似的话：

有人告诉我，民族志一定要往复杂里写，是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复杂的，是充满能动性的。好，假设我是一名“土著”的被调查者。我花了我的时间向你解释种种问题。我想的是知道你怎么想。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你的观察是片面的，不确定的，我知道。我也不觉得你们费尽心思让我的文化“站起来说话”有特别的价值。对我来说，我的能动性就在于，我要反思你所做的观察，我要超越日常话语而形成自己的理论，然后要和你对话！当我注意到你其实在为自己写作，而不是在邀请我的评论，我感到我的主体性被否定了。拜托，请不要担心过于清晰、连贯，甚至民族中心主义。请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怎么想，我将告诉你我怎么想。

没看过民族志，我并不确知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这段话，但读完却心潮澎湃，很受触动。作为一个既厌恶竞争，又不懂合作的人，过得很别扭，自己总是努力想作出改变。所能做的，首先是要诚实地对待自己和他人。我是谁？我所追求的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年岁增长自然而然地得到解答，最终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决定我们幸福和健康的，不是财经新闻。能决定幸福的，并不是我们的拥有，而是知道我们是谁。——千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