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已经有两周没有更新了，在此先向八成不存在的读者朋友们致歉。

十一月五、六号那个周末一直在忙活一个为微博用户生成RSS订阅的网络应用。那么十一月十二、十三号为什么又没有更新呢？原来那周自周四起我的脖子便疼得要命，完全转不了了，出门走路都跟驴皮影儿一样。强撑着又挨了两天，到周末，只得在床上躺着。周日时稍有缓解，但心情低落，着实没有劲头再作那无用的文章。

近来几周，发生了不少大事，我心中自然也被激起些许涟漪，少不得要写上两句。除表达的欲望以外，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的RSS列表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在此以前，列表中的媒体或个人，对于社会议题或是譬如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基本概念，都大体上是保持一致的，毕竟这些都是我精挑细选过的，必然是与我的观念接近。但是，一旦列表发生了分裂，我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矛盾中，“到底是希拉里好还是特朗普好”，我本可以很轻松地刷刷我的列表，看看大家说谁好，我就说谁好。这一分裂坏了，看来我得被迫使用自己的脑子了，自己琢磨琢磨该念谁的好。而假如你要对一个问题展开思考，最好的办法便是把其统统写下来。因为一提起笔，人就被逼迫着思考啊，不思考的话，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啊。

我以后打算一周读一本书，写的东西以读书为主，毕竟写作还是得有些内容。像之前几周那种牢骚文，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厌烦；我又不喜欢臧否人物；内心的情感也空空荡荡，上班身心俱疲，回家只以手淫排遣。如此一来，只好以读书作题。

《牛棚杂忆》所述写的是作者在牛棚中的亲身遭遇，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书中内容无论是为人们认识文革，或是警醒后世，都有很高的价值。可惜的是，作者对于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中人性的丑恶何以全面发作、以及文革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影响这几个问题，所做的探讨都仅是浅尝辄止。显然，以作者的学养和所遭受的苦难，绝不会只写就这样一本流水帐似的小册子。无奈当局的控制和审查，作者身为名学者，且具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头衔，这样一本小册子也是一拖再拖，最后勉强得以出版，若是布衣书生，哪得留下片纸只字！

既然当事人或自愿、或被迫，纷纷缄而不语，只好由我辈越俎代庖了。文革对后世之影响，算来主要有文化论和经济论两种。文化论关注的是文物，讲红卫兵如何破四旧，砸掉多少好东西，烧掉多少好书。对于这种观点，批评者认为反传统的思潮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兴起，那时就提出过什么全盘西化论，废除汉字论之类的说法，文革中红卫兵小将的行为只是这种思潮的自然推演罢了，若是鲁迅、钱玄同九泉有知，大概还要欢天喜地一番呢。另一种批评则认为破四旧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所占的比重十不足一，若以此作为文革的主要影响有点太过分。

经济论与文化论相比则更加无足挂齿。美国的经济隔几年就萧条一次，哪怕是那几次大萧条，也绝不会有人将其形容为浩劫。文化论惋惜的好歹还是一些无可挽回的损失，文物砸烂了就是砸烂了，古书烧掉了就是烧掉了，你本事再大也救不回来了。这经济差一点有什么要紧呢，只要我党停止胡闹，很快不就上去了吗？

窃以为，文革比较重要的影响，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的影响，恐怕是在阶级之间制造了难以弥合的裂痕。老百姓仇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恨老百姓；党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恨党；党剥削压迫老百姓，老百姓自然也心怀怨忿。三个阶层就是古代君王、士大夫、民众的翻版，同时亦让人联系到《一九八四》中那段话：

“世上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目标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这三个阶层力量均等，国家当中发生任何的变革，都得至少有两个阶层同意。若只有一方推动，另外两方反对，则任何的变革都无法成功。从结构上讲虽然是这个结果，但是一旦考虑到类似动力学那种东西，就会出现例外。君主一方掌握有信息优势和行动优势，因此可以利用时间差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譬如他要推行一项士大夫和民众都不喜欢的政策，他便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行动优势，鼓动宣传机器，让在信息上处于最劣势地位的民众误认为这是一项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此时虽然士大夫阶层也会抵抗，但因为他们在信息和行动上稍处劣势，无法与民众结成同盟，便会被君主与民众的同盟所击败。在政策施行一段时间后，民众才如梦方醒，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此时君主利用信息和行动优势，又一次快人一步，不等民众开始反抗，君主已经开始收买、分化刚刚被打压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在整个链条中，君主始终保持二对一的优势，所以什么倒行逆施的事情他都敢做。

一旦君主失去了信息和行动上的优势，整个链条就无法继续运转，此时就显现了走出帝制的可能。到底是中等人同上等人交换位置，还是中等人和下等人实现共和，这可被称作历史的岔路。走上哪条路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的有：中等人和下等人间的关系怎样，若两方有血海深仇，是绝无可能会坐下来谈判的；中等人与下等人的实力是否相近，假如中等人较下等人具有绝对的信息和组织优势的话，那也就不存在什么共治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影响最深远的运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在我们后世的叙述中仍然是分阶级的。反右整知识分子，允许私下讲，但不许否定，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扩大化，几个钦定的右派是绝对坏的，所以《往事并不如烟》的待遇是出版后被封禁。大跃进狠狠地整老百姓，完全不许讲，所以杨继绳的《墓碑》只好跑到香港去出版。文革既整了当权者，又整了知识分子，老百姓也倒了霉，所以我们要否定，但是只许否定前三年，只许讲知识分子多么惨，领导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激情燃烧的岁月之类的话，像《牛棚杂忆》便可正式出版发行，寻常人如我也得一读。然而谁要是敢坏了三七开的规矩，讲出后七年所发生的恐怖，那当局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历史也是分阶级的：君主的苦难要所有人记得；知识分子的苦难知识分子记得，也试图让老百姓记得；至于老百姓的苦难，则没有人记得。

这种不公正所酿造的阶级仇恨，使各阶级间几乎丧失了合作的可能性，只剩下了谁战胜谁的问题。

历史差不多讲到这里，我再讲两句关于现实的。

上面提到了阶级间的良好关系是合作的条件之一，至于另一个条件，即实力的均衡，当下的状况恐怕也令人堪忧。以翻墙来说吧，我总以为这是一项剥夺除统治者外所有人自由的措施，实则大谬不然。防火长城在经历了其早期的发展之后，现在已经蜕变为新的阶级壁垒。她把中国人分成了五类，分别是：自己自由上网，且能决定别人如何上网的人；自由上网的人；借助翻墙工具访问网络的人；无法翻墙，但能上网的人；连网都上不了的人。而我曾经用另一种方式把中国国民分成五个阶级，即：领导人，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贵族，拥有想走就走的自由，不开心了可以移民；城镇居民，能够要求统治者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农村居民，能够要求政府提供较差的公共服务，虽然少，总还有一点，遭了灾了还得管管；黑户，政府压根不承认你的存在，爱哪儿凉快哪儿凉快去。这种区分方式主要是以户籍归属来论的，但是我想读者也都心知肚明，此种划分的人群分布与防火墙所定义的五类人有着高度的重叠。言外之意即防火墙的真实作用并不是限制我们访问网络的自由，而是在阶级间筑起一道信息的壁垒，或者更确切地讲，让本已深不可测的阶级鸿沟又深了几米。

所以我们在等待什么？若不能填平仇恨和不公所造就的可怕鸿沟，那我们将迎来的无非是又一次的王朝兴替、新一轮的治乱循环。